女儿升入高中那年,俞春花与她定下一个“三年之约”:女儿为心仪的大学努力,她则用三年攻读DBA博士。
  三年后,女儿如愿走进理想的大学,她也顺利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博士阶段的学习,为俞春花打开了研究与教学的新方向。如今,她将研究方法带回企业决策,也以博士讲师的身份走进课堂,与更多管理者共同梳理经营难题、寻找判断依据。
  Q1:已经拥有多年管理经验,为什么还要读博?
  决定读博时,我已经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走了很多年。
  经验给了我判断力,也让我逐渐看见它的边界:面对熟悉的问题,我们可以凭借过往经历迅速作出判断;但当环境、技术与组织都在变化,仅靠经验,很难解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我希望通过博士学习,建立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与严谨的研究方法,把实践中的困惑,转化为可以被分析、验证和迁移的知识。
  恰好那时,女儿进入高中。我们约定,她用三年潜心学习,奔赴理想的大学;我用三年完成DBA博士学习。
  今天,她在自己喜欢的大学里探索未来,我也完成了博士学业。回望这段并肩前行的日子,我越来越相信:最好的教育,是陪伴,也是共同成长。
  最初,我希望博士学习带给我的是研究思维、系统方法和更高维度的视野。三年后我发现,它给我的远不止这些。
  Q2:三年博士学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最大的变化,是从“凭经验判断”,走向“带着研究思维决策”。
  过去遇到问题,我常常直接问:“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会先追问:问题究竟是什么?关键变量有哪些?数据能够说明什么?结论成立的边界在哪里?当企业进入不同发展阶段,主要影响因素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这也改变了我参与企业决策的方式。我不再满足于为问题寻找一个简单原因,而是更愿意回到事实、数据与具体情境中,理解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
  管理不是对结果作出一次静态归因,而是在变化中不断寻找更优的选择。
  模型无法代替现实给出答案,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醒地提问、更系统地判断。尊重数据,但不迷信数据;借助模型,也不被模型束缚。
  Q3从博士生到博士讲师,哪些积累支撑了这次转变?
  能够站上博士讲台,来自三年学习中一点点形成的能力。
  文献梳理让我学会站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模型建构让我学会将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研究的结构;定量分析让我更加重视证据;论文写作与答辩,则让我学会严谨表达、接受质疑,并在不断修正中完善自己的判断。
  导师的指导、同学之间的交流以及一次次学术研讨,也让我逐渐形成了一种“转译能力”:把复杂的实践困惑转化为可以研究的问题,再把研究所得转化为能够被理解、讨论和运用的教学内容与实践工具。
  博士阶段积累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套提出问题、开展研究和清晰表达的方法。正是这些能力,让我有底气从知识的学习者,走向研究成果的分享者。
  Q4:台下听课与台上授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第一次以讲师身份站上博士讲台时,我的关注点已经与过去不同。
  作为学生,我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听懂、是否会用;成为讲师之后,我更在意的是,学生能否真正被一个问题触动,又能否带走一套可以继续使用的方法。
  因此,我希望带给博士生三样东西:发现真问题的意识、研究问题的工具,以及让理论重新回到企业现场的能力。
  这种思考也延伸到了我主持的博士闭门私董会。面对来自不同领域的管理者和真实的企业案例,我并不急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通过持续追问,帮助大家重新审视: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哪些只是表面现象?原有的经验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环境?
  无论是博士课堂还是闭门私董会,我都希望自己不仅是知识的讲授者,更是问题的组织者与思考的引导者。比记住一个答案更重要的,是让管理者拥有继续追问、独立判断和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Q5:如何从企业实践中,找到博士研究课题?
  我的博士论文《数字化背景下组织结构优化对企业业财融合模式的影响研究》,源于企业实践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困惑。
  很多企业在数字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系统上线了,数据平台建成了,中台也搭建起来了,但财务与业务仍然各说各话,流程断点、数据孤岛与组织壁垒依然存在。
  这让我开始思考,数字化转型真正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深入,我逐渐发现,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更新,也会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权责关系、协同方式与信息流动,进而改变业财融合的底层逻辑。
  因此,我将这一现实问题转化为博士研究,并引入动态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希望理解组织结构优化如何影响业财融合,企业又该如何将数字化投入真正转化为经营能力。
  研究过程中,一些变量呈现出的影响方向与强度,曾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也让我意识到,理论为研究提供基础,现实却比预设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一个显著变量,就认为找到了全部答案;真正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持续验证,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重新判断关键影响因素。
  这项研究也改变了我观察企业数字化的方式。如今,我关注的不再只是“应该上什么系统”,而是数据能否贯通、信息能否共享、组织能否协同,以及企业是否具备随环境变化持续调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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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博士毕业后,如何让所学走进课堂与实践?
  获得博士学位,不意味着一项研究就此结束。论文也不应该只是毕业前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应成为能够持续应用、验证和发展的长期资产。
  对于正在读博的同学,我想分享几条经验:尽早把实践中的困惑转化为研究问题;重视方法,而不只是追求结论;坚持写作,让零散的思考逐渐沉淀;与导师和同学保持交流,因为学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也不必等到一切完美才开始,很多事情都是先完成,再逐步完善。
  对我而言,教学是对研究的再次梳理,企业实践则是对研究成果的持续检验。未来,我希望继续把论文写在实践里,把研究做在问题中,也把博士阶段形成的思考方式带进更多课堂与管理现场。
  DBA博士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份承诺——对严谨的承诺,对实践的承诺,也是对终身学习的承诺。
  在俞春花看来,博士毕业证书不是对过去的总结,而是对未来的期待。它所代表的学术精神,从来不只属于书本与论文,更应进入每一个需要判断、选择与行动的现实现场。
  三年之约已经交卷,下一程却没有明确的终点。她希望带着博士阶段形成的思维、格局与勇气继续前行,在变化中保持判断,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也在分享与同行中,让个人的收获成为彼此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