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传统国学之本 开公共管理之新

返传统国学之本 开公共管理之新来源：连云港市地税局作者：万素林日期：2013-01-21字号[ 大 中 小 ] 　　在西方，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小故事，就是“钻石就在你家后院”，讲一个人盲目“向外去求”，寻找传说中的钻石矿，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最后，他的后人却无意中在自家的后院里发现了。这小故事意味深长，用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点讲，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眼光向内”，要“向内去找”。我国传统文化这个大“后院”就像一个大富矿一样，有许多亟待我们去用心发现和发掘的璀璨“钻石”在闪闪发光，公共管理包括工商管理学习也是如此。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核心精神、理念的重要方面　　1、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除了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及“克己复礼”等道德原则，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外，古人认为，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唯有天道永恒不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现出人们对天道和永恒的感悟，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作为个人，应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包容一切。　　2、“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治国理政，必须从修身抓起，也就是理想的对人的管理是实现人的自我管理，这是管理的本质所在，而东方管理文化在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作为理想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我国古代大学“修齐治平”所揭示的公共治理逻辑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相对于西方而言，我们十分强调实现人类存在的极致、生命的*6意义与价值，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关注远远超过对组织管理的关注，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伦理思想的一个总纲，以个人自我完善为出发点，并贯穿和体现在个人、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通过人的自我约束、自身的修身养性的提高来适应外部环境发展，这也是东方管理文化最为鲜明的特色。　　3、“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崇高追求。“人之初，性本善”，与西方人性本恶判断不同，“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老子讲，“上善若水”“动善时，静善渊，居善地”：“大学”也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朝的王阳明的心学也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如何通过不断改善，进而达到“上善”、“至善”，完善的理想境界，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至高理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崇高追求。　　4、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观。“和”即和睦、和谐、和平、平和等，“和为贵”和“贵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 和谐社会的创建不仅在于外在的尺度，如经济的指标和人际关系的融洽，而更重要的在于人内心的欲求，在于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惜。尊重人性并建立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关爱，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5、“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是张载的名言，温家宝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国学大家季羡林老先生也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这反映了我们优秀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天人合一、一体的大境界，而“为生民立命”，就是要服务社会，服务民生，“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化，“为万事开太平”，就是要有历史责任感。　　6、“心即理”、“致良知”以及“知行合一”的力行哲学。这是王阳明的心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王阳明看来，这个“心”是道德的心，他把它称之为“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这个道德心是宇宙万物之本体，宇宙的一切都是它演化而来。在王阳明看来，要了解宇宙的奥秘，达到对事物真相的认识，只须返视探求自己的心性良知即可。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人先天的善良本性与宇宙的本性是相通相合的，与宇宙的真理是一致的。探视这颗道德心就是探视宇宙；认识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宇宙；内视揭示自己的心，天理、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尽在其中；一旦先天的纯然之心得到恢复，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总而言之：道就是德，德就是道，道德一体；道就是心，心就是道，道心不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根本内涵，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迷人之处。　　二、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取得的成果　　在我们呼唤“魂兮归来（文化部部长蔡武）”的今天，我们应“眼光向内”，“向内去找”，努力做到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回归传统文化，已逐步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1、工商企业发挥了关键性先导作用。近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逐渐普遍认识到组织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日益强调管理伦理即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应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我国早在民国时期，许多企业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如传统的晋商、徽商，北京的同仁堂等，以民国荣氏企业为例。中国民族工业先驱者荣德生勘称是一位东方管理文化卓有成就的实践家，他深刻意识到在管理中人是最重要的，他很早就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把中国古代“仁爱”、“德治”的传统思想与企业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主张以人为本，以德服人，主张“以*4的设备应用于企业，以*4的设备应用于学校，创办事业是为社会造福”，他切实顾及劳工（包括其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在申新三厂率先废除了封建工头制，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儒家人伦色彩的管理模式，如实施带薪年假制，在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同时也指出“不能忘记人究竟是人，不是机器”的意识尤其值得现代企业学习。　　2、民间社会的自发自觉的觉醒和推动。自“五四”运动至今，我国的理论界、思想界一直存在着排斥、诋毁甚至试图消灭传统文化的潮流。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伤害和摧残，现在进入了文化缺失的恶果凸显期，面临着道德下滑、信仰迷茫、诚信危机、礼仪缺失等所导致的诸多社会不良现象，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教育科研道德低下、商业欺诈增多等等，已经成为人民深恶痛绝的社会焦点问题。这些背离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素养的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深切忧虑和关注。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教育、保护和普及工作，民间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发行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政府的强力倡导和强势推进。近年来，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我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很多针对性强的宣传、弘扬、保护、传承措施。如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使“和谐”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十七大顺应趋势，也提出要“重新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价值”，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这是建国以来关于文化认识问题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和突破，而有关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个人品德”建设的部署，尤其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实际上，“和谐”就是一种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紧密相联系的宽容、包容、容忍、团结、平和等也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导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原则。　　三、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借鉴和探索　　1、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诸多亚洲邻国在传承、保存中华文化方面提供了的值得反思的参照。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加坡，为培养国民的道德自觉，改善社会风气，1990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以国民行动准则为基础，重提六大共同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事观、仁爱有序的修行观、入世有为的进取观、重知尚贤的教育观、重俭抑奢的消费观、廉洁勤政的政治观），同时，要求新加坡公务人员以儒家“正身、廉洁、勤政”为指导，讲求道德自律、廉洁奉公和勤于政务，始终保持着务实、勤政的工作作风，既保持了自身公正、廉洁、高效的形象，又起到了凝聚国民的作用。又如在韩国，很多韩国人认为，孔子的管理思想学说可以说是*4的教化方向。因为只有经由仁爱精神的发扬，德礼教化的熏陶，才能升华管理者的精神生活。韩国的管理学家还指出，儒家的管理思想学说在国家和企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伟大的效用，更可以对今后的世界发挥正面的影响功能。韩国还以高丽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东方儒家管理研究开发所”，制订了结合韩国工业经济发展及本民族特点的儒家管理发展纲要，而以《大长今》带代表的韩剧热播，也为我们提供了韩国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总之，从对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出发，东方管理理论正在与西方管理及人类其他管理文化的优秀成果相交融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内涵，完善着自身的体系，并扩大着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影响。　　2、大学研究机构发挥了基础性支撑作用。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精英是社会的良心，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在传统文化弘扬的大潮中，我国的大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人大在全国高校改革中不仅大胆探索，在校园内搞了孔子雕像，同时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出版了《中国古代治国通论》等系列专著，在公共管理本土化方面作出了开拓性努力。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东南理工大学有“止于至善”校训，上海同济大学有“同舟共济”校训，一些学校也提出了“尚德守正、博学笃行”的治校理念，也反映了这样的趋势。最近，清华大学围绕“中国经典研读”，还举办了人文科学实验班，主讲的彭林教授认为，“四书”作为“儒学之根基，六学之阶梯”，学好《大学》、《论语》等非常有助于个人修养的培养。9月25日的《人民日报》还专门报道了此事。　　3、传媒的推波助澜。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包括互联网、电视、报刊、出版社等，近年来，随着央视“百家讲坛”的开播和热播，《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国学在全国范围内热潮的逐渐兴起，传统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百家讲坛”为于丹、王立群、蒙曼等学者提供了面向13亿大众传播文化、普及文化平台的同时，“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各级媒体也相继开辟了“国学”、“文化”等专栏，互联网上各种宣传国学、介绍国学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网络、电视以及报纸等大众传媒的推动，为国学重振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大家”人物的“中流砥柱”作用。如辜鸿铭的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坚守，一代鸿儒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依靠，是极其实在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97高龄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以及系列讲演，96高龄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98高龄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这些努力都为“传统文化再续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认为，学国学最重要的是引发兴趣，年轻人读国学，除了自己看书外，还可以成立小型读书会一起讨论。这些大家的论述，对传统文化弘扬起到了[*{c}*]和促进作用。　　5、国际社会的认同与促进。1993年，在芝加哥签署的《世界伦理宣言》中，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一项重大原则，提倡各国用恕道处理国家、民族、宗教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这次会议以后，各国学者公认下列两条道德律，符合*5公约性原则：一是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是目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更基本的，有更大的公约性。最近德国柏林建立了一尊孔子像，座基上就刻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2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落户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达728所，中国大陆以外的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近4000万，这些也反映了一种基本趋势。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企业工商管理（MBA），还是政府公共管理（MPA），从建国初的模仿学习苏联模式，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学习日本模式乃至美国模式，绕了一大圈后，我们才发现，其实*4的东西就在我们自家的“后院”——传统文化内。而就组织文化、企业文化而言，美国也是从研究日本企业而发展起来的，而日本的企业文化又是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是天道的揭示，是人性的真理性表达，是智慧的核心表述”，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是民族魂之根，从公共管理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从中探寻现代政府“治道”变革，张扬传统文化的浩瀚美德，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从我们地税系统打造“三个一流”活动来看，也是一个强税工程的重要基础，这些理念的推进和落实，需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促进，更需要我们广大地税干部持续的关注和扎实的努力，这样我们行政改革才会顺利推进，事业才会蓬勃发展，同时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才会静水流深，充满希望，洒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