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再次下午好。郭总说我们这次还是顶级的一个会议，我们点评也得配得上顶级。所以今天的点评我想说三个问题：*9，讲一个哲学问题。第二，讲制度红利问题。第三，讲慧聪公司和慧聪书院的问题。这些最后都结合今天我们郭总的精彩的演讲。

 

　　哲学问题

 

　　我先提一个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哪个国家先提出来的？三个选择，英国、法国、德国。在德国是马克思先提出来的，还是黑格尔先提出来的，还是翰墨先提出来的？我告诉你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且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学术界没有唯心主义、也没有唯物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人上个世纪创造的，这个是谁发现的呢？是我的研究合伙人朱嘉明先生发现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当教授，他发现维也纳大学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唯心主义，后来我又问美国和英国的教授。后来发现一个英文，只有一个物质主义或者是观念主义、或者是思想主义，或者是新主义。但是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到现在为止是笑话，世界没有，这是中国在近几十年发明的，但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相信了，全中国人民都受这种思想哲学的思想。

 

　　爱国人就是物质主义或者观念主义，你也可以面向叫做新主义。这两种主义是什么差别呢？实际上是研究方法差别，比如说一个人偷东西，物质主义认为一定是这个人太穷，他的贫困造成了他偷盗。观念主义说什么呢？说不是，我认为他偷盗是因为没有道德，道德是主要因素。所以，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解释一个事物，究竟是物质因素起主要作用还是观念因素起主要作用？作为一个研究方法来说，物质主义的哲学观并不反对观念主义的哲学观，也就是人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位物质义认为贫穷是主要因素，他也不认为教育和道德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强调偷东西是一个道德问题，他当然也会承认贫穷也会造成偷盗的比例高于有钱、富裕的偷盗比例。实际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的方法。物质主义说是，但是我研究只研究他的环境，他的物质影响，我没有否认道德对他有影响。但是，就我研究这个问题，我从这个角度说明，我不是要面面俱到。

 

　　所以这里面的*9个问题，就是没有“唯”，“唯”就把两个对立起来，把观念和物质对立起来，要么唯心要么唯物。我上学的时候说唯心主义认为是世界是心造成的、观念造成的，我说世界有这么蠢的人吗？其实现在我搞明白了，不是哲学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制造出来的观念。这个观念影响我们国家很多方面极端化的思想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因此也影响了我们很多方面，哲学是人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主要工具，所以我们很多认识论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唯物主义的毛主席，他也提出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的口号，叫做人定胜天，这也是唯心的，按照他的说法也是强调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按照他的说法是不是也是唯心主义呢？因此，实际上是艾思奇引了这个头，艾思奇是错误的，世界并没有错，艾思奇错了，我们大家上了艾思奇的当。所以现在给大家澄清一个问题，全世界学术界在哲学上本无唯心主义，也无唯物主义，只有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这样我们很多新的研究和新的东西就可以很好的发展起来。

 

　　为什么叫布道？

 

　　我们现在这里做的是首先对我们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人，也就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你们的思想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大家认为变革一定是吃亏吗？并不一定。其实在经济改革的最初，*9次改革的时候，我们的管理阶层也是很有抵触的，我们的县长、省长，官僚主义很有抵触，说你弄了以后，我们权力小了。结果现在看来呢？现在看局长不比当年局长日子过的好吗？我相信现在的一个科长比当年一个部长都大，当年一个部长绝对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也没有那么多存款。就是说当一个制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变革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分了我们的钱，但是实践证明共富制，或者是共享制，实际在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是被共享的人财富增加了，我们把财富跟别人共享，我们也增加了，而这个设计就是要从共享达到共富，所以共富不是剥夺。所以今天金岩石讲的也很好，就是说所谓发展，不是把富人的财产剥夺掉，而是增加了社会的财富，然后在增量上大家得到共富。所以这个实践的结果都是员工或者是企业经理收入增加了，但是企业主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也增加了。这就叫解放生产力，这就叫社会向前发展。

 

　　所以共享制的伟大，就是给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出路的一个根本矛盾找到了一个出路。但是，这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革，这个变革是极其困难的，郭凡生先生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八千子弟兵，中国有这么多民营企业。这么强大的一个教父，这么有魅力的男人，讲了这么有感染性的话，有的人我来了两次看见两次，有的甚至听了第三次、第四次，他还没有改。改过了说好，但是没改的还没改。所以，一个变革，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制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哲学观点呢？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没有人有献身精神，如果没有一批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的人，伟大的事业可能就不存在了，就没这个事业了。

 

　　所以，我尊重老郭，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慧聪书院价值远远超过他的慧聪公司，慧聪公司只是对他的家族有意义，对他的员工有意义，但是慧聪书院干的事情是对中国有意义，乃至有可能对世界有意义。所有通过共享制得到收益的人都有意义。

 

　　制度红利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我们后面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第二个问题就讲制度红利。制度是什么？制度不是一个物质。制度是物质吗？不是。制度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的头脑想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石头，也不是可触摸的，因此它一定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要按照我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说制度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只有物质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心是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而且心没有作用，如果心没有作用，你们就不用来听讲，今天讲的都是心。郭凡生先生给大家讲的都是idea、观念。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前三十年经济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在全世界[*{9}*]，前面也说了是因为我们制度红利，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实行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者不叫计划，或者是宏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经济制度使我们国家在30年内[*{9}*]全世界，30年前我们都在，那时候我们都从小饿肚子，一直饿到30年前。这30年才不饿肚子了，我活了60岁，饿的30年肚子，饱了30年，这就是制度变革带来的。

 

　　我们今后能不能在世界上处于[*{9}*]地位，乃至世界*9的地位？靠什么呢？估计还得靠制度。我们前面是什么制度呢？前面是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就是邓小平给的制度，造就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也使得我们在座的人腰包里面都有了相当可观的钞票。我们国内市场经济的程度，你说跟美国和香港相比，也许还有差别，但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就是市场经济的革命基本完成。

 

　　那么，要超越市场经济非常完善的欧洲和美国，我们靠什么呢？还是靠制度，那么制度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要解决西方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被我们解决了，我们是不是要超越它？大家说是不是我们的企业解决了制度问题就超越他？他们什么制度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什么矛盾没有解决？最根本的矛盾，马克思告诉我们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西方的制度，商品经济，市场是不会自动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告诉我时常怎么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怎么解决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西方到现在也找不出一条出路，而且他永远找不到一条出路了。为什么？他的制度已经僵化了，他已经改不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文化已经僵化了，他的观念已经僵化了，他的法律已经僵化了，他的idea已经僵化了。那么，在一个僵化的文化、在一个僵化的法律制度下，要生产出一个能解决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矛盾，已经变成不可能了。但是，中国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基础太差，我们以前太没有制度，我们旧的制度没有了，所以我们旧制度的文化也没有根深蒂固。

 

　　在没有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文化和旧的观念情况下，我们反而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观念，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为什么郭先生这个股改班，他一叫我立刻来，这个股改班叫我来两次，我就来两次，他叫做我来两天，我就来两天，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市场经济是可以学的，别人比我们走的早，做出来了。但是，怎么解决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这个制度，没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没得学。靠我们制度创新。

 

　　政治制度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

 

　　现在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靠两个制度创新，一个叫政治制度创新，一个叫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制度创新没有什么可创的了，市场制度西方做的非常完美，我们顶多跟人家学就可以了。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最完美的，西方的企业制度尤其不完美，因为它发育的太早了。以前包括私有制的观念，包括现代私有制的观念都是西方发明的，马克思试图推翻它，推翻的不对。

 

　　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它实际上就是既有一定客观规律，也有人的精神状态。我们今天都是这个伟大创造的参与者，我们今天都是实践一个新制度的创新者。咱们说新中国多少先烈的牺牲，多少前人的努力，抛头露撒鲜血，改变了多少呢？那个改革意义的深度还不如共享制意义深刻，那个掉了多少头，掉了多少脑袋？所以，我们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实践，这个实践成功，这是郭先生想出来的，不是实践中出来的。当然，你说也借鉴了当年山西这个，但是人类的思想进步，当时山西那个也是想出来的。

 

　　但是，他即使想出来了，没有人跟着实践，这个制度还是不会存在。所以，我们每一个实践者都是这个新制度的创立者，尤其是我们首先做的人，就是新的制度的创立人，我们应该是非常自豪的。所以今后中国靠什么？他讲的这么多企业，其实是跟你们切身利益非常相关，他是太想把这个传播开来，他说我不讨好你们，实际上是讨好你们，你们不这么做，你做坏了怎么办？我不讨好你们，我只是说你们如果不做，那中国怎么能够伟大？我说你们要做了，你们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你们为中国人民后人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赶上和超过，以至于成为全世界最牛的国家，你们是大大的功劳。

 

　　因此，郭先生告诉你们，你们做了一定会发财。我告诉你们，管他发财不发财，中国由于我们做这个事情，中国向前进了，中国富强了，哪怕不发财，你们也该做。但是我承认郭先生是对的，你们做了还是会发财，所以我也讨好你们一句。为什么呢？只要这个制度是科学的，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制度就一定能带来红利。我们30年的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红利，带来了多大的制度红利啊？我相信在1980年代，只要在十岁以上的，都能够知道1980年以前和到现在有多么大的变化。现在这个制度红利还看不出来，为什么？才刚刚开始。你才弄了几个？还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甚至说这个东西要国家出来支持，比如说实行这个制度的就给你减免税。这个最后一定要国家来推广，是一个新制度，像推广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推广新的企业股改。当然，讲道理还是重要的因为归根到底要洗脑，要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文化认识。如果这种不改变，没解决问题，或者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实践的结果，要不然你样本太小，样本没有说服力，你要国家要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商品经济是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商品经济对于企业的法律也是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中没有讲企业和工人的关系，他也讲了，他的想法企业就是企业主，工人就是工人，就是雇佣劳动，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从马克思到现在西方有点变化，变化不大，落后了。我们这个很先进，这个东西将来如果实践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确实是好的，不但要推广，而且在法律层面上也有很多相配合的，税收方面也有很多相配合的，等等制度安排都要出来。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向我们的[*{a}*]层很强烈的推荐呢？我是希望像这种东西，实践要做的大一点，结果做的扎实一点，当我们结果足够扎实了，足够说明这个东西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前景化，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由社会和国家来做，而且要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来加以保证。所以，我们的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们做不做，我们做的好不好，关系到这个新制度是不是能够推广，是不是能够实行，是不是夭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革命者，这是一场革命，是所有制的一场革命。我们在座的所有企业家都是革命者。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10%，90%的人是革命的旁观者。所以革命不容易，这就是革命为什么那么难，不是每个人都相信革命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投身革命的。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场革命不用流血、不用牺牲，甚至不用你们奉献，就要你们冒一点点你们自己认为的风险，但是我们郭先生说没有风险，干就行了了，就要你们相信，你们如果不相信就是冒一定风险。我向你们呼吁，请我们的企业家冒一点点使自己赚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