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院校院长偷逃百万元

民办院校院长偷逃百万元来源：作者：日期：2009-05-18字号[ 大 中 小 ] 　　从2005年1月到2007年12月，在徐汇、黄浦等区拥有多家分部、3000余名学员的本市某民办教育学院的法人代表吴某，通过开设多个个人帐户，由学院会计把每月收入的学费存入，形成“帐外帐”的方式，隐匿了多达1120万元学费，并因此偷逃220余万元税款，占其应缴税额的85.21%。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由两三个查帐会计、一个学院总会计、一个出纳共同构成的该民办教育学院财务系统，看似分工细致、操作严密，为何却在三年时间里对院长的“帐外帐”不闻不问？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明文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出资人不因出资而对学校资产享有所有权，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常常出现出资人与学校资产无法有效分离的情况，甚至出现以牟利为目的，追求利益*5化的倾向。　　帐户异常，牵出民办学校院长偷税　　吴某，本市某民办教育学院的院长和法定代表人。从2005年起，在吴某的经营下，该学院设立了徐汇、黄浦、杨浦等10多个教学点，开设计算机、外语、自学考试等培训课程，拥有3000多名来自上海本地和外省市的学生，成为本市颇具影响力的一家民办教学机构。　　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院长吴某把学院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同时，也有自己“不能说的秘密”。然而，终究“纸包不住火”，吴某的秘密有一天终于露出了端倪。　　2007年初，本市公安机关接到某银行举报，称吴某的个人帐户在该银行有异常动向，资金的流动情况不像个人正常存储业务，反而更像是单位营业款的存取。　　公安机关随后查明，该银行客户吴某，就是该民办教育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兼院长，而其个人帐户的资金流动，确实有使用该帐户隐匿企业营业收入的嫌疑。警方随即立案并展开侦查。　　令人意外的是，2008年1月，吴某在首次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时，就一口承认自己的个人帐户的确流入了学院的营业收入，并一五一十主动交代了其隐匿营业收入、逃避纳税的作案事实。　　卢湾区检察院随后依法查明，在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近三年时间里，吴某为隐匿单位收入，开设了多个银行个人帐户，并将帐户对应的存折分发给学院下属的卢湾、黄浦等11个分教学点，用于存入各分教学点每日收取的以现金缴纳的学费收入，形成“帐外帐”。对该部分收入，吴某不予申报纳税。　　经过税务机关核定，该民办学院在此期间，采用“帐外帐”的手法，共将经营收入1120余万元隐匿至吴某的个人帐户内，因此造成的偷税税额达220余万元，占其应纳税额比例的两份帐册，三年千万元收入流入私帐。　　学院会计：院长不报税，我们也没办法　　周某，从2005年1月起便担任该学院总会计，她说：“吴某是我们学院的负责人，也是实际经营者。”正因如此，周某在检察机关所做的证言称，她“虽早就发现学院实际收入与申报纳税的数字不符，也向院长反映过，但是他们就是不交税，我也没办法。”　　据周某介绍，该学院主要的办学类型是“高等非学历教育”，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缴纳3%的营业税，“其中社会力量办学的基础文化课程是免税的，其他的各类培训都不免税。”　　周某说，吴某要隐匿收入的原因，就是为了少报税收。而学院学费缴纳的多种方式，也让吴某设立“帐外帐”成为了可能。　　周某称，学院的营业收入过程是，首先由学生或刷卡，或直接用现金缴付学费、书费及考务费等；每个月，查账会计就会将各个分部的收入凭证（POS机单据、活期存折、现金及支票）交给总出纳江某核对。　　“学院有三个银行帐户，一个是基础帐户，一个是一般帐户，另外一个是纳税帐户。”除了这三个公开的帐户外，吴某还在银行开设多个个人活期存折，“下面各个分部的学费、报考费、书费等所有的现金营业收入，都存入他的活期存折。”　　如此一来，一个汇集了学院现金收入的“帐外帐”就此形成了。　　“除了监督下面的分部收取了学生多少学费外，我还负责将现金收入由分部转存到吴某的个人帐户内。”担任学院查帐会计的朱某介绍，学院的每个分部都有两本吴某的私人活期存折，隔月轮换使用，“每个月我会将分部使用的吴某个人存折等交给出纳江某，江某则会将下一个月要用的另一本活期存折交给我。”　　周某也介绍，事实上，由各分部的主管自己做的内帐，才是学院的实际收入情况，“学院每月纳税都是由我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我做的这一块外账都是如实申报纳税的，但另外的这本内帐就没有申报纳税了。”周某说，她做的外账，是不能完全反映学院的营业收入情况的，只是营业收入中的一部分，“尽管我发现学院实际收入与申报纳税的数字不符，也向吴某提出过，但他不去交税，我没办法。”　　院长夫妇：三年中偷税，我们一直知道　　在此案中，对这本外账心知肚明的，除了吴某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学院总出纳江某外，还有敢怒不敢言的总会计、主要负责监督收入是否转入院长私人帐户的查帐会计。　　“吴某个人存折里的钱款，都是学院的营业收入，这部分钱都没做入学院的帐内，也没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江某说，学院每个教学点以现金形式收入的学费，都是存入吴某的个人银行存折内的；而她的主要责任，就是负责保管吴某的这些存折，“每个月，查账会计都会把教学点送来的个人存折交给我。”　　“我们使用的，用于存放现金学费收入的个人存折总共有30多本，户名都是我。大量的现金收费，都进入了我的私人存折。”吴某向检察机关供述，形同虚设的财务制度，让其夫妇二人在明知偷税违法的情况下，仍不断开设私人帐户，制造“帐外帐”。　　“学院从2005年起先后在本市开办了10多家教学点，日常收费主要是代办性质的学费、书费和住宿费等。”吴某说，以现金交费的话，钱就会由教学点的主管存入其个人户名的银行存折内，而刷POS机的则直接进入学院的银行帐户内。　　据吴某介绍，学院下设的所有教学点都有学生报名，报名后由教学点的主管进行登记，登记在帐页纸上，记载学生的姓名、报读的科目以及交纳的学费等情况，“主管会把学生付的现金存入附近银行我个人户名的存折里，然后学院的查账会计员会经常到各个教学点负责核对。”　　吴某还表示，能够真实反映教育学院收入的，只有各个教学点主管登记在帐页纸上的流水账，“从2005年到2007年12月，学院共少报1000多万元的营业收入，造成少报的原因是，大量的现金收费都进入我的私人存折。”　　尽管吴某表示，这部分现金被用作学院日常的开支，但他也承认，这些钱确实没有进入学院的账目。　　“我一共开设了三十几本个人存折。”吴某说，之所以会有三十几本，是因为有部分教学点更换过存折，但在同一时期，所有教学点使用的吴某个人户名的存折不超过二十二本，“这些存折一般都是我自己到银行开户的，如果我比较忙的话，也会让我妻子江某到银行帮我去开户。”　　相对不诉，三大理由支持宽严相济　　记者从卢湾区检察院获悉，吴某通过将现金收入存入个人银行账户的方法，隐匿单位收入不予依法纳税，　　数额巨大，已经触犯《刑法》相关规定，构成偷税罪。但检察机关最终却做出了相对不诉的决定，即吴某无须为此被判处刑罚。　　那么，检察机关相对不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告诉，从立法内容来看，*7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做了轻刑化处理，规定“具有偷税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侦查阶段，吴某已经补缴税款200余万元，并最终通过检察机关的协调、沟通，促使其通过置换名下房产等方法积极筹措资金，将173万元滞纳金和罚金悉数缴纳。”据此，相对不诉有法律依据。　　其次，承办检察官指出，吴某在被公安机关首次询问时，就能如实交代偷税的全部犯罪事实，并积极配合侦查，主动提供相关的各类内外帐本，收入汇总表等书证，认罪态度比较好。　　同时，犯罪嫌疑单位该民办学院、犯罪嫌疑人吴某，此前均未受过任何刑事处分，此次行为属初犯。且该学院在2005年至2007年间，开设了多门基础文化课程及自学考助考课程等具有公益性的课程，为社会教育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　　最重要的是，承办检察官表示，相对不诉更加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　　“该学院日常事务全由吴某一个人经营管理，目前尚在正常运转的有卢湾、黄浦等八个分教学点，共有在读学员3000余人，在职教职员工100余人，学员及教职员工对学院涉嫌偷税犯罪的情况并不了解。”　　检察官考虑的是，一旦该案起诉到法院，甚至因此学院及吴某被判处刑罚，将较大程度地影响到学院的正常经营，甚至可能导致学院倒闭、教职员工失业、学生失学等不利结果。　　“因此，为维持学院的正常运转，保障该院的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正常就业与就学，相对不诉，能够更好地兼顾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公益”民办院校纷纷追求盈利偷税案凸显《民办教育促进法》尴尬　　“盈利”面前，“公益”与否困住民办教育　　事实上，除了“私藏”学费外，民办学校出现的各种经济、经营问题，也并不少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民办教育机构问题不断呢？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应为公益性质，若以盈利为目的，则属于违法。”本报法学专家团成员、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专家傅鼎生教授表示，按照这样的规定，民办学校收费应主要用于维系学校的发展，收回办学成本，保障办学质量，并不是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　　可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不少民办教育机构却仍在追究经济利益的*5化。　　一名从事民办教育项目投资的资深业内人士表示，“民营资本的投入一定是期望产出的。”该人士解释，既然有民营资本进入，就会要求投资有回报，这样的回报必定是以赚钱为最终目的的，特别是一些教学项目属于非政府项目，所以是按照市场项目进行启动的，而启动之初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法律明文规定，民办教育应该“公益”，但投资人却是为了“盈利”，两者间能否取得平衡呢？　　“在民办学校，出资人和办学人的法律身份必须分开。”傅鼎生说，这是取得“平衡”的前置条件。但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却往往会发生两个法律身份由一个自然人担任的情况，也就是通俗意义上“一身兼两职”，导致一些学校的运作权实际上掌握在出资人手中。　　此外，傅鼎生还特别强调了民办学校的财政管理，“目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比较宏观，只有通过学校本身建立严格的监管机构，监督和管理其财政状况，才能杜绝违法现象。”因此，他表示学校应该成立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定期公布学校的发展状况和财政状况。　　对此，民办学校投资人的态度是，董事会在管理民办学校的过程中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相对公立学校而言，民办学校没有向社会公开帐目的义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不可能做到对全社会公开。学校的财政状况，应该主要依靠相关审计部门的监管。”　　然而他也透露，实际上，同样是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相对宏观，对财务监督方面也缺乏相应条文规范，目前的民办教育院校的财务制度，仍多是靠“自觉”，往往只有等问题出现后才“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