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在国际资金循环中出现了新兴市场国家以资金支援发达国家（如许多东亚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得不偿失的资本流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以较高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过剩资本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把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
　　为何中国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就中国而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资产市场出现流动性“洪灾”的时候，实体经济还存在流动性“旱情”
　　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快速积累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结构和惯性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高储蓄，金融抑制进一步造成了对外资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为何中国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总结和反思过去30年的增长路径，可以看到，痼疾之一，是消费的体制性抑制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的过度依赖。
　　中国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可以上溯到1950年代形成的工业化战略。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战略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 结构，带来严重的“三农”问题；后者造成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工业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又进一步导致工业 化战略的刚性。
　　3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革，延续了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但实现了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的转变。中央 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赶超冲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导致民生抑制、市场分割和产能过剩；开拓外部市场成为这种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而地方经济多头对 外、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出口产业的短期成本优势。
　　中国制造业的蚂蚁雄兵打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老大象，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不断上升。出口规模快速扩张带来两个负面效应：通过对发达国家就业岗位的挤压导致西方国家的全面恐慌和强烈反弹；严重透支了国内的资源环境、居民的教育健康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痼疾之二，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和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我国金融业和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未能充分发挥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 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资，导致外国资本对国内储蓄的部分替代，也导致了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 造成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的不足。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又对外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以企业产权交换对美国财政部的债权实际上反映 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投资主体的缺失。
　　痼疾之三，在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上存在不平衡和不对称问题，而且中央政府出于对地方政府信用的担忧而限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融资权利，忽视了通过 市场约束机制培育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导致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吸引外资的无序竞争，以及对土地财政的日益依赖。
　　此外政府的税收收入过度依赖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间接税和直接税，而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租金则未能通过适当的税种予以征收，不仅导致资源环境的透支性消耗、生产性经济活动受到抑制，而且会鼓励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私有化和资产泡沫的泛滥。
　　除去上述缺陷之外，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开放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在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等政策组合问题上陷入困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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