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层面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在展开，不过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自由贸易的名声在历史长河中确实有过沉浮，但是在处于21世纪的今天，只要我们冷静地透过层层迷雾，就能够明确意识到，自由贸易理应为大势所趋。

 

　　当前世界主要的国际体制，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还有大量的区域性组织，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都共同奉行自由贸易准则，以谈判、协议等等和平的方式一步步地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的水平。这是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交换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最初的交换是发生在距离最近的两个人之间，再发展到两个部落之间，再发展到不同地域之间，然后扩张到不同国家之间。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既然认为两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交换不同样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国际法之父” 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曾得出一个结论：贸易自由植根于各国的基本权利，该权利具有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理由，决不应当摧毁这一权利。他郑重强调“在国际法之下，确立了下述原则：所有人都有权自由地彼此贸易”。

 

　　在历史上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这么想。早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古希腊思想家普鲁塔克就以对大海的讴歌热烈地赞成自由贸易：“（大海）在社会尚且蒙昧未开、天各一方时，把大家联结起来，令生活更为完善。互助和交换克服了短缺，培养了合作与友谊。”到了中世纪，对经济活动持保守意见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也承认：“不必将贸易完全摒弃在城市之外，因为不容易找到一个日用必需品多到堆山积海的地方，人们总需要外来产品”，而且也没有理由不把一个地方富余的货物运输到其他地方。但是对于商人和商业普遍性的偏见持续了很多个世纪，只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必需，贸易仍然在历史的夹缝中延续下来。

 

　　当然，自由贸易的真正春天是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52年6月29日给她的比利时舅父的信中这样说：“德尔比勋爵亲口对我说，他认为（贸易）保护政策已经完全成为陈迹了。可惜他们没有早一点发现，不然可以省掉多少麻烦，多少困难。”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在其三年前，也就是1849年英国议会继废除《谷物法》之后，又在这一年废除了《航海条例》，这标志着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被完全的接受。而且就是在1852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告自由贸易为基本国策，免除了123种货物的关税，削减了133种货物的关税。在此后的15年，除茶、酒、可可之外，其余货物的关税也被逐步的免除。

 

　　在自由贸易政策实施之后，英国的经济腾飞被插上了有力的翅膀。恩格斯曾观察到：“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包括曾经让英国人担心的农业，也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种植面积，采用了新式农业机械，大大增强了对外竞争能力。

 

　　但是后来英国错误地以“炮舰政策”强制推行“自由贸易”，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让“自由贸易”的声誉也大为受损。今天有人反对“贸易自由化”，与这一惨痛的历史记忆不无关联。但是，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自由贸易很显然对全世界各地人民都是有利的，是人类社会构建“双赢”关系的重要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头脑。

 

　　支点杂志2014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