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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事业的发展，得益于会计制度的一次次变革。从会计理论之争到制度的确立、从自立独行到国际趋同，可以说我国的会计国际化是以建国之后，从吸收前苏联的会计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向国际会计准则借鉴、学习，中国的会计准则以涵盖百川的胸襟实现国际趋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的财政官员、学院派专家、企业界财务英才们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中国会计史上最壮丽的华 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会计准则》等制度的纷纷制订和出台，已经成为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指导会计信息生成，以及保障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重要基础；面对着新形势、新情况，新一届财政部领导班子更是与时俱进，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地深化、发展了中国的会计制度。
起步阶段：
效仿苏联会计模式
建立新中国基本会计制度
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建国之初，经济上，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峻，国民党遗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当时的主流思想意识到，在经济体制建立的选择方面不可盲目地进行对外开放，实际上当时也缺乏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是*9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有着在当时看来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当家作主，任何科学技术以及工作方法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经济上来看，我国当时正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一切经济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都应该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所以，那时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惟一出路，势在必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设计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会计制度，成为当时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财政部会计制度处（不久后改称会计制度司，下同）所面临的新课题，同时也是考验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具备的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行业、各企业的会计制度都不统一，既没有全国性的会计准则来规范各行业的会计工作，又没有各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规范系统内各单位的会计工作。因此，建国初的三年，主要解决会计制度不统一的问题。于是，面对着会计界的企盼，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下同）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于同年3月发布了《关于草拟会计制度》的指示，要求中央政府财政部成立会计制度处，领导全国的会计工作，并负责全国统一会计制度的制定、修订与研究。
而后，财政部为了适应新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预算基金的需要，1950年10月27日，制定和发布了《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紧接着在1951年和1952年，中央财政部连续两次召开全国性的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会议，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建筑企业、建设单位和国营农场等单位的一套完整的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为我国计划经济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在这期间，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借鉴前苏联经验设置了总会计师岗位，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总会计师的“摇篮”。
“一五”期间，按照“一化三改”中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对已建立的会计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别制定了适合本部门生产经营特点的成本核算制度。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大型国营工业企业开始实行总会计师制度和总会计师责任制，使得中国总会计师岗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总会计师制度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总会计师作为企业的管理角色还没有完全突显出来。随着“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会计工作的基本模式已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来，并在真正意义上实行了统一会计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
特殊阶段：
会计制度在冒进后发挥作用 在十年动乱中全面瘫痪
“一五计划”的提前胜利完成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的顺利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了落实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引导下，有人提出在会计制度制定方面要“彻底放权、大力简化、力求通俗”，结果造成将必要的会计制度也被下放或取消，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 “以表代账”和“无账会计”，实际上等于取消会计。如有的主管部门把20多个财会制度简并为一个制度。许多企业单位会计机构被撤销或合并，大批会计人员下放劳动或调离工作岗位，破坏了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使全国刚刚统一、规范起来的会计制度和处于起步阶段的总会计师制度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造成全国会计工作一度严重混乱的局面，受到了理论界对“无账会计”错误作法的猛烈批判。
会计工作的混乱状况很快被党中央发觉并加以制止。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10月的“五级干部会议”总结中批示：“只有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教会我们千百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中央、国务院和有关的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会计工作的恢复和整顿，使得会计工作又得到了重视，包括总会计师的发展又在这一时期提上了日程。1961年，为了调整工作方针、整顿经济秩序，中央制定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提出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置总会计师。1963年，国务院批转下发了国家经委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明确在所有国营企业、交通企业都应设置总会计师，并明确总会计师是厂长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方面的助手。之后，在“算要有用、管要合理”的原则指导下，财会工作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会计工作经历了这次挫折，后又从挫折中恢复整顿，转而进行改革。在这样一个起落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这一客观真理。
正当人们对会计工作和总会计师前景充满希望之时，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使得会计制度和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总会计师制度也被全盘否定。1967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了一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管理工作的浪潮，他们把会计制度扣上了资产阶级“管、卡、压”的大帽子，诬蔑企业讲求经济效益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散布“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外国去”的论调，他们煽动群众夺权，大搞无政府主义，许多单位的会计工作都失去了管理和控制。期间，中央财政部的会计制度管理机构被撤销，中央各级主管部门的会计机构被撤并，企业、事业、机关和一些单位的会计人员被下放劳动。
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1972年，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经济核算会议”上，邓小平起草了《加强企业管理20条》，会上制定了考核企业的八大经济指标，余秋里在讲话中提出了为会计人员平反、昭雪的号召，他巧妙地将“管、卡、压”赋予新的解释。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就要管，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就要卡，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要压，会计工作执行的是一条革命的管、卡、压路线。”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经济核算》的社论，为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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