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16-06-30 17:19 责编:faye.liu
 
对比分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的困难历程,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点:*9,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会短期结束,甚至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经历的困难时期更长;第二,中国长期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现已受到明显约束,未来的增长潜能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十字路口。
 
2015年第三季度报出的*7统计数据,中国GDP增长6.9%,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六年来首次低于7%。从前两个季度GDP增长7%到“破7”,仅仅降了0.1个百分点,却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广泛关注,并造成金融市场的一阵波动,可见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加深,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极为敏感。“破7”符合大多数观察家的普遍预期,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少许也增添了人们的一些确定感。的确,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经济从此将暂时告别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转而进入低于7%的中速增长时期。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看法或预测,见仁见智,始终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悲观与乐观互见。我属于务实派,2014年上半年就曾著文指出: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大势,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中国经济将持续承压,并且“最严峻的时期并不在2013或2014年,而是在2015年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应该是2016-2017年,或许还会拖延至2018年”。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大致说来可这样概述: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强劲增长,主要是由同期外贸进出口提供了持续动力,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生产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等概念;同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交集,形成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并促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膨胀,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当然,伴随着上述中国以外贸进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方面,也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内在作用,这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然而,这种以外贸进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属于一种粗放的、外延式即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大多处于中低端产品,本身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因此,依靠这种增长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形成“瓶颈”,难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取得突破性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围发展环境和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重大改变,必然会出现增长困难。特别是当这种变化已不是短期因素,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拐点”的真正到来时,那么原有的那些增长因素即外贸进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便有可能产生反作用、负效应。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下面特从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一、外贸进出口持续下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外贸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自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降低为个位数以来,GDP增长就从前几年的9%-10%降低为7%-8%这个区间,2015年则进一步陷入“保7%”的困难之中。
 
外贸进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对GDP的直接拉动上,而且还深刻影响国内的货币流动性,并进而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
 
首先,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出现困难,直接影响到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上。中国外汇储备的真正历史高点是出现在2014年的6月份,约为3.99万亿美元,当时不少专家学者都预判中国外汇储备将很快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却不想从此却掉头向下,至年末已减少约1502亿美元,2015年之后更呈趋势性下降局面。
 
其次,在中国结售汇制度的安排下,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首先会从结售汇的变化中反映出来。比如,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结售汇始终保持巨额顺差状态,今年以来却出现大幅逆差现象,据1-9月*7统计,全国银行累计结汇13377亿美元,累计售汇16392亿美元,结售汇累计逆差达3015亿美元。
 
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的持续增加,不仅本身成为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且会从货币信用方面形成社会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进而形成总需求扩张,并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促进经济蓬勃发展。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2014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分别摸高至4万亿美元和30万亿元人民币并掉头下降,可作为一个标志性数据载入史册,也许正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二、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拉动经济增长力不从心
 
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对应关系,我认为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契合,也绝对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这也可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比如,2014年下半年之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之时,我们发现恰与当年6月后我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出现触顶回落的趋势相一致;而2015年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明显下滑,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则表现为更大幅度的减少。
 
对房地产投资,未来中国理性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区域地位及竞争力相关,而其中的突出特点便体现为人口的净流入,尤其是相对高素质人口的净流入,这将是支撑或推动一个地区或城市房价上涨的基础或根本。而这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强二线城市,对大部分二线以下的城市来说,实难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所以,未来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走势,仍旧难以乐观。
 
对基础设施投资,今年以来所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并由政策性银行一马当先,尽可能提供大量的长期低息融资。
 
三、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难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虽然走过35年多的风雨历程,但在许多领域却仍然不深入、不彻底,以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并不能完全发挥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行政控制与国有垄断并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以“二元经济结构的双轨制”加以论述。过去,我们曾将城乡经济的巨大鸿沟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而将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形成的计划与市场两种价格同时并存的现象称之为“双轨制”。而这里我们所讲的,却是指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经营目标、运作规则、思维理念、所在领域等各方面区别明显,各有各的规则,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轨迹,从而形成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双轨制”这一特殊现象。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成为制约国内消费的重要原因,致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始终难尽其力。因此,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的弊端,表面上看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响广泛、深远,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它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以及有效发挥消费驱动战略等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的正是技术创新在收入分配中所起作用、所占比重不足或重要性不够,体现为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只有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比重加大,转方式、调结构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有所依托和支撑。所以,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指标,甚至是试金石。只要技术创新加快、有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明显见到成效;如果技术创新始终止步不前或乏善可陈,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或口号。
 
四、国际贸易环境持续低迷,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原因
 
那么,近几年甚至未来几年中,全球经济、贸易状况到底如何,或应当做出何种判断呢?
 
*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贸易至今未能走出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冲击和阴影,仍未恢复到危机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正常化水平。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似乎又陷入通货紧缩的漩涡之中,以致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渐乏力,全年IMF等各大国际机构已多次调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由年初的3.8%调低为约2.9%-3%。
 
第二,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并预计未来仍将延长相当一段时间。
 
以中国为例,至2015年10月的*7统计,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44个月出现下降,并且近期降幅进一步扩大,8、9、10月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在-5.9%。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虽然仍保持正值,但自2014年9月之后已连续13个月处于2%以下,远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预期目标3%。所以,无论是PPI,还是CPI,中国物价指数均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当然,这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全球通缩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或者本身就是全球通缩现象的一个标志或象征。
 
鉴于未来几年全球总的趋势是:美国经济保持较强增长,资本向美国流动,美元升值,全球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货币会面临贬值压力,因此中国将始终处于流动性不断收紧的状况,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压力。
 
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出现的外汇储备减少、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事实上自2014年之后,全球就开始出现外汇储备总额减少的现象,已从*6大约12万亿美元缩减为目前的10万亿美元左右。前边我们已经谈到: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增加,社会流动性就会呈扩张的态势;而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减少,社会流动性则会收缩。全球也如此:外汇储备总额增加之时,全球流动性便处于扩张状态;而外汇储备总额减少之时,全球流动性也处于收缩状态。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全球流动性整体收缩的时期。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十字路口。鉴于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新环境,这里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客观冷静地分析全球形势,科学制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
 
鉴于中国已是全球*5的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会明显受到全球经济、贸易状况的巨大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外贸进出口形势好,投资、GDP增长就高、就顺利;外贸进出口形势转差,投资、GDP增长就低、就困难。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并不能一厢情愿,而应当建立在准确分析全球经济、贸易形势的基础之上,并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分析因素也不宜打得过满,增长目标不应定得过高。否则,全年都会手忙脚乱,甚至动作变型。
 
把增长目标调低,力争符合实际情况,并保持宏观定力,将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创新发展、调结构转方式上来,今后反而会转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所以,在一段时间,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处于调整状态,将增长目标调低一点并不是坏事,也不等于消极,经济起伏涨落符合客观规律。等内外部经济形势好转,调结构、转方式见到成效,再将增长目标加快一点,即可将前边放慢的速度争取补回来一些。
 
(二)宏观经济调控进入一个艰难时期,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至关重要。
 
我国是一个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转型发展的国家,经济存在许多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现在看来,情况的确如此,改革开放35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大、速度快,积累起来的许多财政、金融、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均是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化解、消弭。
 
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现已成为全球货币超发、货币供应量过多的重要经济体,广义货币M2已接近GDP的两倍,大大超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化水平。现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管理中的*5问题和*5的风险所在。而困难在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增速很高,所以即使货币多发、形成通胀压力,也可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加以吸收和消化;而随着中国经济基数的持续扩大,增长潜能的长期释放,现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就难以进一步依靠货币信用来化解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这必会受到两个明显的约束:一是通货膨胀,即我国的货币信用扩张已处于弹性边缘,甚至出现明显透支,这时继续增大货币信用投放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另外也极易诱发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汇率已处于均衡水平(过去长期存在的升值压力已释放殆尽),此时增发货币,一旦引发国内通胀升高,就极易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空间大幅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宏观调控部门真正打起十二分精神,深入掌握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努力使调控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将节奏、力度把握得更好,更准确。
 
(三)以市场为取向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5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十分明确,那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会受到多方制约。*9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明显加大;第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相对固化,改革中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或反对,不容易触及。
 
因此,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改革,说起来简单,动起来却很难。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过去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逐渐消失,群众对环境要求的提高,“改革红利”被提上日程,甚至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5期待。
 
在我看来,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改革应该力争得以落实:*9是简政放权,真正使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得以发挥。但关键是能够落实到企业和个人,而不能停留在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层级之间打转转。第二是大力推进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尽可能将所有价格均放到市场中形成,*5限度地缩减“官定价格”的数量和范围。第三是减税让利,真正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中国的各种税费太多,税负沉重,的确应该大幅清理、删减。第四是打破行政控制和市场垄断,建立起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此,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花大力气推动,根本就难以落实。第五是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将那些不必要的审批权限真正放给市场之后,行政事业单位长期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就会更显突出,这就要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不必要的机构、人员进行精减,使其回归社会和市场,各得其所,发挥应有作用。
 
(四)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努力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成为带动未来中国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目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特点是国家大、综合配套能力强、价格相对低廉、服务水平提高快、并可提供配套资金予以支持等,这是“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并已受到这些国家的广泛认可。所以,“中国装备”是继“中国价格”、“中国制造”之后正在兴起的又一个新概念,相信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中国装备”将大有作为,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业的合作中发挥应有作用。但“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涉及众多不同的国家主体,各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利益诉求等各方面差异巨大,所以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我们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持久的耐力,深入沟通,协调好相关利益方,既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更不能一哄而起打乱仗。同时,切忌“包打天下”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起来力量大”,只有各国形成共识,并共同行动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才可顺利推动,战略目标才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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