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化步伐从未停下，并一直向前加速迈进。政府理念转变，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未来将如何发展？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首先，他认为，新常态主要有两个方面：“*9方面，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温家宝前总理曾经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多年来政府一直想把模式转过来，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未来更加平衡、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应该就是下一步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第二方面，新常态可能也包括告别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在低收入阶段，依靠低成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直接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以后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说，在我看来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增长模式转变，二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黄益平教授认为：“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很难明确说从什么时候进入了新常态。我自己的看法是变化已经在发生了。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增长速度已经在不断的放慢，政府、社会各界似乎也开始接受低于8%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经济结构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外部账户的失衡几乎调整已经完成，消费占GDP比重在增加，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收入分配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走向经济新常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所谓的增长模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两个改革的双轨制有关系。*9个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好处就是保证平稳过渡，不是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关掉，这样会导致失业、经济活动滑坡等等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先把国有企业保护住，但是让民营企业更快地发展。这个策略相对比较理想，因为它令发展路径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它也有重大的问题，虽然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低，但是它的宏观效应却没有减少。

 

　　在1990年代，国企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后来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但国企全行业亏损，还导致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1990年代初财政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几乎酿成一次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是1990年代末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到30%到40%。这些问题说明*9个双轨制也就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双轨制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抓大放小以后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但其实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其实是说这*9个双轨制落下来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解决。

 

　　但是第二个双轨制讨论比较少，这主要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也就是产品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改革三十几年，产品市场都放开了，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要素市场扭曲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有干预，比如户口制度，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对待。在土地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转换使用方向和拍卖、出售都要有政府介入干预才能实现。能源价格的决定受到政府直接和简介的的干预。最严重的政府干预应该是在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扭曲政策在全世界都属于是最严重的。

 

　　所有这些要素市场扭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地压低生产成本。普遍压低生产成本的一个后果，实际相当于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变相地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但同时向居民变相地征税。也就是说，三十几年的改革，这种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有一点类似于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更细一步说，其实是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从穷人向富人收入再分配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机制的结果就是投资的激励很强、出口的激励很强、生产的激励很强，但消费跟不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等等。

 

　　我们过去看到的增长模式有两面，温总理说的不平衡、不协调、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特征，只是一个方面。但这个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面，即每年保持10%的经济增长，实际它是很成功的，甚至被成为经济奇迹。这两个方面实际是同一个增长模式的两个表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增长模式？我觉得根源就在于我们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也就是第二个双轨制，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似乎看到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收入分配好像已经开始改善，消费比重在上升，服务业开始加速发展，外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改变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变化引起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已经从过剩变成了短缺。从2004年到2014年，民工工资平均每年上升15%，这个变化其实对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工资一上升，投资回报下降了，生产利润下降了，出口竞争力下降了，所以经济活动开始放慢，但是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加速，消费比重开始增加。穷人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所以我们的收入分配也改善了。而工资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不是政策发生变化。主要是市场本身的变化。

 

　　但下一步的经济模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要素市场放开。也就是把做了半拉子的工程做完，把剩下还没有放开的市场放开。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要素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金市场，当然也包括劳动力市场，比如户口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等等。不过所有这些改革中，最核心的可能是金融改革，这不仅因为金融扭曲是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最严重的，同时也因为对市场经济来说金融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但金融改革有一个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推进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我们要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放开来，国有企业行为没有改变，软预算约束没改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就不太好说。这是一个方面。这些改革都会推进，到底能推多少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我想这个方向很清楚。第二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最后结果还不知道，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都没有竞争力了，这和我前面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也有关系。经济发展以后，成本大幅度提高，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做的很好，全球制造业中心，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下一步怎么做？能不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往上走？我觉得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化步伐从未停下，并一直向前加速迈进。政府理念转变，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未来将如何发展？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首先，他认为，新常态主要有两个方面：“*9方面，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温家宝前总理曾经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多年来政府一直想把模式转过来，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未来更加平衡、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应该就是下一步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第二方面，新常态可能也包括告别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在低收入阶段，依靠低成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直接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以后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说，在我看来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增长模式转变，二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