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又始。其实，在时间上不虚度年华，在心态上不随波逐流，就是活得其所。得其所者长乐。祝朋友们新的一年里快乐！”这是经济学家华生在2014年发的*9条微博。如果不了解他的经历，你多半会觉得这是虚无缥缈的话语。但如果关注过他，你定会从他人生坐标里的每个时间节点，读出这两句话蕴含的深意。

 

　　时间流转，活得其所

 

　　华生，被业界称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2012年6月2日，东南大学举行110周年校庆典礼，为了庆贺母校110周年生日，华生和夫人铁凝联名捐赠1100万元。据悉，这是东南大学建校以来*5的一笔个人捐款。与此同时，华生30亿身价的传闻不断，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这一切都因着他平凡又不凡的人生轨迹。

 

　　说他平凡，是因为1953年出生的华生，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征。由于“黑五类”家庭出身，华生15岁就离开了学校，下农村、进工厂，一干就是11年。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凭借常年在田埂上、车间里自学的基础，华生于1978年考入了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大学时期，华生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逃课蹭课乃家常便饭，着实算个异类。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进入了这个人才济济的大圈子，再加上当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华生很快迎来了自己的“狂飙时代”。他和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迅速进入改革前沿，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南海的幕僚。

 

　　1984年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召开，他的论文入选，被邀请去开会。在那次会议上，他和五个研究生同学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很快被中央肯定并采纳。1986年，凭借《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华生荣获中国经济学界*6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后，他顺理成章地参与了国务院经济改革[*{a}*]小组办公室的工作。1987年到牛津大学进修一年。1989年1月，获世界银行奖学金再赴牛津大学学习，后应聘于剑桥大学。几年后，华生回国，却因“逾期未归”等理由被原单位除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甩下了海”。此后，华生便开始了另一番生活，从个体户、合伙制、有限公司，到上市公司，再发展成企业集团，他把经典的创业之路走了一遍，也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冷暖与沉浮。

 

　　“经济学家下海99%都淹死了，你的成功主要凭借了什么？”当新领军者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华生的时候，他稍露难色，随即笑了笑，“这我还真说不好，但肯定有幸运的成分。做经济学家与做企业家很不同，做企业家要求具备经营能力和行政能力。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可能不适应。”但经商的成功并没能给华生带来更大的愉悦，他认为，自己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所以2003年华生把企业交给同学打理，自己又重拾旧日的激情回来搞研究，关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焦点问题。2005年2月，在中国股市陷入泥沼，各种救市措施失效之际，华生发表的一篇《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万字长文，对推动股改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2005年4月29日，国务院决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2011年11月8日，华生又因“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得了由200多名专家民主投票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他又一次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前不久，华生的新作《城镇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付梓出版，这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着作。他耗时两年专注于本书的写作，其间，除了到广东、江苏、重庆、成都等基层进行实地调研，还大量参阅欧美以及与中国资源条件更接近的东亚各国在城市化转型时期的成功经验。在后记中华生写道，“大约在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开始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但由于当时尚未从企业事务中脱身，再加之股权分置改革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这样，关于中国城镇化转型的题目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2005年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和相应的一些讨论，重燃了我对这一课题的热情。”

 

　　为中国城市化尽一己之责

 

　　“工业革命以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人类完成从农业、畜牧业的乡村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社会的根本转变，已经是一个确定性的前景。”华生更愿意站在大历史和大背景下来思考城市化问题。在他看来，除了中国的“镇”具有较低的行政级别以外，城市化与城镇化二者并无区别，但他更惯于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城市化一词。华生指出，当前整个人类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转型当中，他列举了几组数据：1800 年，全球从5%的城市化率开始起步；1900年，城市化率增至14%；20世纪，城市化率大幅增长到47%；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67%将为城市人口；本世纪末，全球城市化率将达80%以上。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是事关中国改革方向与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但同时又极其复杂，不仅在实践中出现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高房价等连锁问题，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和分歧。华生一再强调，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真正的“人的城市化”。在《城镇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一书中，华生指出，目前城市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而是“农民离乡务工、农地流转、农地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中国农村带来的*5和最普遍的冲击。”因此他强调，城市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要改变农民工进城之后身份仍然没有改变的现象，要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注，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给予了援助，人们对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条件表示关切和同情，但是农民工仍然被视为短期流动的农民。承载着公共福利的户籍制度被列为重点改革对象之一，虽然众多专家学者不断为户籍制度改革献策支招，但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和改变。“现在户籍制度的改革速度、力度都太小了。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加快，而且要有个时间表，十年、二十年，如果还不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华生表示，户籍制度问题已经是燃眉之急了。

 

　　在华生看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从“土地城市化”真正走上“人的城市化”，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其核心是重新调整“土地开发权”的分配，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的普遍升级。在经济学界，华生相对于保守派是激进的，相对于激进派又是保守的。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诚实和独立性，不为政府和舆论的导向所制约，更不要受利益的影响。他坦言自己是不主流的，“也许改变不了太多，但是首先要尽自己那份责任。”

 

　　对话华生

 

　　新领军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到了相当多的问题，但目前炒得最热的就是土地。你有一篇文章《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你认为最危险的是什么？

 

　　华生：我认为*5的危险存在于两极。

 

　　一方面的危险，就是政府坚持土地财政模式不动，社会舆论又导致政府的政策自挖墙脚，比如说应该给农民更多权利和补偿，那么政府会把自己的脖子勒得越来越紧。

 

　　另一方面的危险，就是主张土地私有的人认为应该把土地都给农民，农地市场化、自由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居民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倘若允许所有农民都可以自行开发土地，那就等于把利益给了少数的城郊农民以及有实力有眼光的资本，而远离城镇的乡村土地不会有什么市场价值，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大多数外来打工的农民仍然不能因此致富。

 

　　新领军者：你建议用财务平衡来替代土地财政。如果现阶段推进财务平衡，*5的困难是什么？你认为土地财政的改变有多大的可能性？

 

　　华生：土地财政*5的问题是从理论到实践都难以走下去了。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如果继续当前土地财政这个模式，就必须跟地产商合作，必须维护高房价，被房地产绑架，陷入恶性循环。

 

　　目前土地财政的关键是如何堵住增量。财务平衡主要是杜绝新累加债务的产生，已经形成的债务，是跑不掉的了。把征地成本、补偿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一起计入地价，形成一个基础地价，地方政府既不能捞便宜，也不会产生新的负担。这样使得到目前为止的债务形成一个存量，那就可以想办法解决了，就跟当年处理银行债务一样，可以采取中央补贴、发行债券、搞资产公司等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先对土地和财政动刀，才能建立公信力。

 

　　新领军者：上个世纪80年代你就成为了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经历了下海，2003年以后你又开始走上了经济研究的道路。这个过程中你*5的感受是什么？

 

　　华生：我本质上还是一个研究者，企业做得再好再大也觉得没多大意思。过了将近30年，我又开始搞经济研究，媒体不同，受众不同，需要重新在学术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如果说80年代还有幸运的成分，现在学术上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的研究、分析和洞察力所确立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年的[*{a}*]层知识结构比较老，但是他们都特别虚心，特别愿意倾听，现在的[*{a}*]层大多数人是专家、博士。而且当年没有利益的纠葛，但今天有太多利益集团和利益纠葛的问题。

 

　　新领军者：近一年多以来，你连续出了三本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以及《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记得你曾说过得编6本左右，近一两年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写得比较学术化，而且很多东西还没有讨论完，所以还准备写一本更通俗些的《新型城镇化问答》。另外关于国资改革，收入分配各写一本，当今中国的问题和主义也准备写一本。

 

　　新领军者：你最喜欢夫人铁凝的哪一部文学作品？

 

　　华生：在认识她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哦，香雪》。

 

　　来源: 天津网(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