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

　　人们看到：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另一方面，其资本市场又不成熟或发育不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与此同时，东亚银行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 3．5%减到1．5%，比重*6的马来西亚也只有2%。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风吹草动，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国内资金外送和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

 

　　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权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200年的历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顿南段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一份定期交换各州政府发行的债券协议开始的，过了25年才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1863年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后又发展起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期货市场，战后又发展了衍生品市场。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弱点，构成了“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时，后天又过度利用境外短期资金，而不是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过度、过滥、妄用金融手段，势必招致风险。如：泰国在本地银行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的情况下，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结果给国际短期游资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自身的脆弱风险*5。

 

　　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不在开放本身上，正如防范危机的根本措施，不再货币之内而在货币之外一样。新加坡是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亚洲金融风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对其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然而，在整个东亚经济一片萧条时，新加坡相对而言未受太大的影响，虽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遭受了冲击，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良好。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么，为何新加坡能经受住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一个良好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新加坡银行的资本状况达到了国际水平。尽管多年来提取了大量的准备金，但它们的资金充足率仍从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银行甚至获得了14．5亿新加坡元的利润，尽管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为银行在当地的资产仅占其全球资产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没有发生银行系统危机的可能。银行的贷款大部分面向国内，国内的贷款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资产负债情况，因此能很好地抵御金融风暴造成的资产价格和国内需求的负面冲击。